[10]这样的情境，不免使意思表示面临较为复杂的特殊规则。
职权法定是法治原则的基本内容，如果职权没有合法来源，也就失去了其对抗其他组织的优先性和对个人施以强制行为的正当性。该条虽然规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保障、保证、执行等职能，但并不能从中当然推导出乡镇人民政府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结论，原因有二。
[18]《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例如，相应职能部门指导镇街执法的内容是什么。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以广州市***区2020年的改革为例，根据《广州市***区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实施方案》，该区将原属于区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公共服务等经济社会管理权充分下放到镇街，为与之匹配，镇将设置12个机构，街道将设置8个机构，其中以相关行政执法权为基础设置的专门执法机构包括生态保护、市场监管、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卫生健康、镇区和乡村治理等5个。为此，应当从制度上作出以下安排。
各地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在我国诸多的具体行政领域，存在着若干法典式单行法，这些法典式单行法涵盖了包括管理体制、基本制度、具体程序、监管和责任等在内的详细内容。[11]但此时的西藏地方分裂分子仍然对西藏独立抱有幻想，致使格达活佛在昌都被害，西北劝和团则被困黑河、被囚山南，还试图在昌都等地以武力阻止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4、11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经历了近代百般屈辱的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关键词: 西藏 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 宪法学 民主改革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下文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70周年，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出发，挖掘、宣传十七条协议文本中所体现的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由衷认同，揭露所谓西藏问题从头到尾都是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这一真相，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西藏和平解放，为后来民主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大幅释放、民生福祉的根本性改善、各族人民人权保障的根本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的统一施行、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是在民主改革之后。
参见周恩来：《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17页。[17]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由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委主任的李维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局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组成，李维汉为首席代表。
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4] 参见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藏族百年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07页。另一方面，西藏的改革必须进行，这种旧制度实际上已经严重阻碍到了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革。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其次，不能将十七条协议与西藏民主改革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为了履行十七条协议中的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的规定，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命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6]1950年1月10日，根据西南局1月7日的进军西藏计划，毛泽东又就进军西藏的时机、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西南局和西北局的分工问题做了明确指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制度依归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因此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
在十七条协议文本中，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34]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政策，也不能把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互相对立和隔离，而是要把握其中的历史连续性和共性。
旧西藏的农奴制、神权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不相容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时机需要根据西藏当时的情况慎重稳进。[13]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第111页。
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2]昌都战役成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得不打的一仗。对于这两条的文本含义，一方面不能将二者割裂与对立。在1955年接待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主席也举了内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融洽的民族关系，以及宋庆龄、李济深等爱国人士和民族资本家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例子，来打消西藏地方僧俗上层的对于民主改革疑虑。针对西藏噶厦在美英帝国主义者唆使下发动的所谓驱汉事件，1949年9月3日的新华社社论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并以坚定不移的语气，警告分裂分子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它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
[18] 关于和谈的过程，廖祖桂 《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周爱民、袁莎《金钥匙：十七条协议》等著作，以及阿沛·阿旺晋美、土丹旦达等参加过和谈的代表的回忆录中均进行了详细描述，此不细述西藏解放，指日可待[2]。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对于十七条协议的文本内涵，需要从其序言、正文、条文顺序、协议原旨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解读。
西藏和平解放，为后来民主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大幅释放、民生福祉的根本性改善、各族人民人权保障的根本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的统一施行、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是在民主改革之后。在十七条协议文本中，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8] 关于和谈的过程，廖祖桂 《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周爱民、袁莎《金钥匙：十七条协议》等著作，以及阿沛·阿旺晋美、土丹旦达等参加过和谈的代表的回忆录中均进行了详细描述，此不细述。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签字完毕后，李维汉首席代表与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致辞，朱德副主席讲话，签字仪式圆满结束。同时，十七条协议还就藏军逐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第八条）、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的军区司令部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等（第十五条）做了规定。
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为了防止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拉拢与渗透，十七条协议第十二条专门规定，过去亲帝国主义的官员，必须坚决脱离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方可继续供职。
[26]针对西藏地方代表提出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资格合法性问题，中央代表团出示了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再次，需要注意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政策的主线和连续性。
第十六条规定，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
为了履行十七条协议中的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的规定，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命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2月中旬，达赖喇嘛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当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自青海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电：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关键词: 西藏 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 宪法学 民主改革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下文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70周年，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出发，挖掘、宣传十七条协议文本中所体现的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由衷认同，揭露所谓西藏问题从头到尾都是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这一真相，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昌都战役，其目的仍然在于和平解决，如我们在军事上占领昌都，歼敌主力，可以打击抵抗派，使其在统治阶级中陷于孤立，可以使西藏当局在政治上发生变化，便于我们争取中间动摇派与增强亲祖国派的力量，归顺人民的祖国。摘要: 十七条协议将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作为首条内容，强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改变了西藏近代史上被帝国主义者侵略与蚕食的半殖民地状况，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以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原则确认了西藏人民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可无论是西藏噶厦的部分上层分裂分子、还是美国帝国主义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此时所面对的，不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也不是空有各种改革设想却缺乏具体组织模式与长期规划且充分体现了两面性和软弱性的南京国民政府。十七条协议是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民主改革则彻底实现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前两者都为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31]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叛乱。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